参考消息网6月12日报道日本《朝日新闻》网站5月8日发表该报记者富名腰隆撰写的一篇文章，题为《26年前，把我从病痛中拯救出来的中国警察》。全文摘编如下：

在我即将结束7年在华任期之际，有一个我非常想见的人。

1997年3月，我还是一名大学生，正独自一人在中国旅行。第一次出国的紧张和饮食问题让我在从西安出发的火车上腹痛难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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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痛到蹲在地上时，一个坐在我前面的男人问我是不是不舒服。我从他出示的证件得知他是一名警察。我腹痛的情况大约持续了2个小时。在火车到达河南省洛阳市时，他说要带我下车。当时我几乎一句中文都不会讲，而且洛阳也不是我的目的地，所以我觉得有些不安全，但由于腹痛难忍我还是接受了邀请——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开始不停颤抖。

他把我带到了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，并付了房费。3天后我的病好了，他请我吃饭，他的妻子还仔细地缝补了我破了的牛仔裤。我一直懊恼自己当时差劲的语言能力，因为我没有办法问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，只能说了声“谢谢”就离开了。

我始终希望能恰当地表达我的感激之情，这成为我学习中文的动力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为一名记者，并于2016年获得了在中国工作的机会。我在工作间隙会时常寻找他的下落，但根据地址和电话我都联系不上他。直到今年3月，当我几乎要放弃的时候，我在搜索网站上输入了他的名字，竟然找到了电话。即便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，重名的人比比皆是，但我仍然选择拨通了电话——果然是他。我立即动身离开北京，前往洛阳。

时隔26年再次到访洛阳，那里变化巨大，已经高楼林立了。但是，在酒店迎接我的柳普选（69岁）脸上的笑容依然和当年一模一样。原来帮助我之后的第二年，他们一家搬到了其他地方。60岁退休后，他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，十分忙碌。柳先生说：“我们把当地的手工艺品和农产品出口到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，赚了些钱。”在我们分别的这段时间里，中国和洛阳都在发展，变得与26年前完全不同了。

在我终于可以恰当地表达我对柳先生的感激之情时，我问他为什么会在26年前选择帮助我。柳先生摆了摆手，不好意思地回答：“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勇敢的日本青年，独自行走在中国大地，我只是想帮忙。你能成为一名报道中国的记者，我太高兴了。”

在谈话中我还得知，1997年的夏天（在帮助我的几个月后），柳先生家还迎来了三名来自日本冈山的高中生，他们参加了寄宿家庭交流计划。

日中之间存在许多复杂的问题。同时，因为是邻国，两国之间的民众与文化之间有很多联系。媒体总是关注两国政治，而忽略两国人民交往的小故事。而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这一点。

“我一定会再来看你的。”我紧紧抓住柳先生的手。